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群星璀璨、硕果累累。其中，一生只为一件事、两次在高温超导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赵忠贤，以身试药、反复操作青蒿提取实验191次的屠呦呦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一辈子都在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赵忠贤

　　光明日报记者 詹媛

　　“中国‘高温超导’的年轻一代，不用像我一样坚持40年。给他们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更有影响的成果。”1月9日，赵忠贤，这位在“高温超导”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谈到中国超导的未来，他寄望很高。

赵忠贤 崔浩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过去百余年世界超导研究史中，在两次高温超导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刻，赵忠贤带领的团队都“跑”在前列，他们独立发现了“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以及“发现系列50K（开尔文，热力学温度单位）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55K纪录”。前者推动了国际相关研究的热潮，赵忠贤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获此奖；后者被授予Matthias奖，这是国际超导领域重要奖项。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在数十年沉心高温超导研究的岁月里，赵忠贤的勤奋有目共睹——在67岁那年，他还曾带领年轻人通宵攻关。作为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赵忠贤在科研上却很“抠门”——他的设备是用自己“淘”来的闲置品改造而成，他戏称为“土炮”，语气幽默，令人莞尔。

　　2001年2月10日，“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车”在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正式通过国家级验收，该课题责任专家赵忠贤（前右）兴奋地登上实验车。尹钢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跌宕难阻守初心

　　赵忠贤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除去搞国防任务的五年，一直从事超导研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高温超导体。

　　超导现象最早由一位荷兰科学家于1911年发现，指某些材料在低于一定的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的现象。“假如超导现象能在常温下实现，远程超高压输电将没有损耗，能节省很大电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说，医疗中常用的核磁共振仪器，其核心部件就用了超导磁体。

　　在探索十余年后，赵忠贤迎来了第一个科研高峰——1987年2月，他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Ba-Y-Cu-O。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赵忠贤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他也成为首次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成果在1989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

　　随后，低谷不期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国内的研究也遇冷，有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要坐“冷板凳”。

　　“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忆及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很正常，不痴迷也不呆傻。我认为超导还会有突破，所以才坚持。”

　　多年的坚守之后，赵忠贤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了“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方向上——赵忠贤与国内的同行分别打破了国际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40K以上无铁基超导的“禁忌”。2008年，赵忠贤带领其团队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这项研究又为他赢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他本人则在2015年被授予国际超导领域的重要奖项——Matthias奖。

　　在跌宕起伏之间，赵忠贤对“初心”的追逐从未变过，用他的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攀登还靠勤为径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然而，任何影响巨大的科研发现都不是随手捡得。两获世界赞誉的背后，是赵忠贤数十年高温超导研究中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身影……

　　根据赵忠贤的回忆，1986年4月，瑞士科学家穆勒和柏诺兹发现Ba-La-Cu-O材料在35K时开始出现超导现象。9月底，他看到这些论文后，马上与团队一道开始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他们夜以继日奋战在实验室里，饿了就在实验室煮个白面条，累了就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废寝忘食工作最终换来了他科研人生的第一次突破。

　　在2008年，他的第二次重大进展出现前夕，日本科学家发现了在掺氟的镧氧铁砷材料中存在26K的超导性。随即，有中国科学家把超导临界温度提到略高于传统超导体的理论极限40K。赵忠贤则率领团队很快将超导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并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世界纪录，保持至今。当时已经67岁的他，在成果出现前夕还曾带领年轻人熬了三个通宵。“现在可不敢熬夜了，身体受不了。”谈及此事，赵忠贤并不当回事儿，“别把我报道成劳模，我就是在做本职工作。”

　　人生至此，本已可安享晚年，赵忠贤却依然坚持着他的高温超导研究，“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他衣兜里，还时常揣着一个小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现在年纪大了，有什么想法得赶紧记下，怕忘记了。”

　　“抠门儿”有道暗得意

　　1987年的美国物理学年会，是赵忠贤一个难忘的记忆。当时只有5个人受邀做特约演讲，他是其中之一。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让赵忠贤“感到光荣与骄傲”。

　　实际上，赴美国做报告前，赵忠贤用的设备还是他自制的“土炉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回忆：“当时使用的是自己搭的设备，数量不够，5个教授只能共用一台设备轮流做研究。”但赵忠贤却觉得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艰苦又快乐，每两三天就有新成果出现”。而他并不介意跟别人共享实验设备，“大家轮流用，还能提高使用率，节省经费”。

　　后来，在科研方向遇冷时，赵忠贤越发“抠门儿”起来。20世纪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赵忠贤认定，“有钱的时候坚持，没钱的时候更要坚持”。没有合用的设备，他淘来处理品，自己改装。有些设备老得连零件都买不到了，却还一直作为项目组的基础设备被使用。他说：“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

　　守心皆因乐其中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常被问：“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赵忠贤说，“就像有人爱打麻将，玩到半夜，是去睡觉，还是接着玩？肯定是接着玩嘛！”对他而言，做研究就像有些人爱玩麻将一样，十分有趣，并不觉得辛苦和枯燥，“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打麻将的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作为两次领导科研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发表论文400余篇，桃李满天下的著名科学家，赵忠贤仍有遗憾，这就是未领先于日本科学家发现铁基超导材料。实际上，他的团队在1993年就研究过和铁基超导体结构相同的材料，只不过用的是铜，而当时铁元素被公认为不利于超导。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如今已76岁的赵忠贤希望能尽己所能，呼吁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来为年轻人营造轻松的研究氛围，“我也错过了好多机会，我希望将自己的这些经验教训分享给年轻科研工作者，让他们能少走些弯路”。

　　激励更多年轻人加入中医药研发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屠呦呦

　　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一顶诺贝尔奖的桂冠，让屠呦呦与青蒿素的故事不再神秘。

　　一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让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

屠呦呦 袁艺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会场中央，86岁的屠呦呦面带微笑，眼神沉静如水，她是中国科学家因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人，而今又成为中国女科学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第一人。

　　这一次，她没有发表感言，谢绝了一切采访，但人们却越发想要走近她。

1985年2月，屠呦呦在进行实验。资料图片

　　“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烙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与屠呦呦共事数十年，他说，“也许大部分的科学发现都源于好奇心驱使，但屠呦呦不同，她对青蒿素的发现始于国家所赋予的责任”。

　　1951年9月，屠呦呦怀揣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北上进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时值抗美援朝，丈夫李廷钊清楚地记得，“到朝鲜战场去”是他与屠呦呦当时共同的心声。

　　学习、奉献、牺牲、报国……时隔60多年，屠呦呦说起当年在心中涌动的情怀，仍然难掩激动。

　　彼时，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均积极寻找新药抗击疟疾，但始终未有所获，而原有常用药已经失效。

　　1969年1月21日，出于军事需要，代号“523”的国家疟疾防治任务组急迫地找到了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39岁的屠呦呦被委以重任，参与这个寻找“救命药”的重大计划。

　　当时，虽已到研究院14年，兼有中西医背景，但屠呦呦的职称还只是研究实习员，“如此重任交与我，无上光荣”，此时的屠呦呦被强大的使命感笼罩，与同事一起，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翻开当年的原始资料，从1969年1月到1972年11月，屠呦呦所领导的课题组有着一张密密麻麻的时间表，研究以日为单位推进。1969年4月，她个人精选上交460个方药；6月，制备中药提取物样品50个；7月，前往海南疫区观察临床疗效；1970年2月至9月，先后送胡椒等提取物样品120余个，至1971年9月，筛选中药提取物样品200余个，结果却令人失望。

　　在1978年6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一位研究实习员的心理活动——“曾经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那位研究实习员，就是屠呦呦。

　　在后来许多关于青蒿素的故事里，突破瓶颈的时刻被描述为：在某一天的凌晨或深夜，阅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时，屠呦呦被灵感击中——古方上说：“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然而，据屠呦呦的老所长、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姜廷良回忆，真实的实验却是繁复而冗杂的。没有假期，没有夜晚，根据古书指引，屠呦呦与课题组从1971年9月起，对既往筛选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新药不断转换方式夜以继日地筛选研究，对中草药青蒿的提取实验进行了191次，对疟原虫抑制率100%的醚中干才终于出现。

　　没有提取器皿，就用7个大水缸，没有通风系统，顶多戴个纱布口罩，长时间的实验使屠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课题组的同事钟裕蓉肺部长出了肿块。鼻子出血、皮肤过敏……这些，都没有吓倒屠呦呦。反而，在1972年7月，她带头与两位组员一起住进了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试验一过，她又马上带着药赶赴海南昌江疟区，跋山涉水找病人。

　　最终，青蒿抗疟的奥秘被屠呦呦课题组所发现，随后，青蒿素、双氢青蒿素、蒿甲醚……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至此，我国利用青蒿素抗击疟疾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位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现任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回忆那段艰辛的岁月，屠呦呦的表现让许多人惊叹。

　　1978年，屠呦呦领导的中医研究院中药所“523”研究组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荣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后来，随着青蒿素药物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成为屠呦呦科学生涯中最大的自豪。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的印象，已是3岁多。“妈妈当时要倾全力研制青蒿素，只能将大姐送到托儿所长期全托，将我送回宁波外婆家，三四年才见一次，以至于大姐回来后很久都不愿叫‘妈妈’。”

　　对此，丈夫李廷钊却最为理解，“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

　　2015年，因发现青蒿素为人类健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85岁的屠呦呦。获奖之时，腰腿的疼痛令她举步维艰，旁人都以为她将不会出席当年12月在瑞典的颁奖典礼。然而，当年12月10日，在旁人的搀扶下，身着盛装的屠呦呦站上了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舞台。“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代表国家，我就一定要来。”

　　“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

　　接待一拨拨的记者，出席种种庆祝场合，一遍遍讲述自己发现青蒿素的故事……廖福龙告诉记者，摘得诺贝尔奖后遭遇的热闹场面，与她质朴的性格相去甚远。

　　少年屠呦呦喜静，她的中学老师徐季子曾因此送给她这样的鼓励，“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长大后，屠呦呦仍是话不多，但一开口，就是实实在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曾任中医科学院院长8年。他告诉记者，在中医所这些年，虽然屠呦呦已是学术前辈，但每每发言或讨论问题，却总是坚持站起来，“说问题，一是一，二是二，言简意赅，容不得半点含糊，激动时还会拍桌子”。同事李连达院士也曾形容屠呦呦，“不会虚言，更不会说场面话”。

　　记得2004年春节，曹洪欣代表所里去屠呦呦家探望。一进家门，本是寒暄时刻，没谈两句，屠呦呦就认认真真地对曹洪欣说，“曹院长，您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把咱们中医研究院发展为中医科学院，这是我中肯的建议，别无其他”。

　　在获得拉斯克医学奖和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中，屠呦呦在展示青蒿素成就的同时，都不忘主动提起问题——青蒿素已经出现的抗药性。在发言中，她大声呼吁：“限制抗药扩散，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的任务迫在眉睫。”同时她明确提出，全球一些地区大规模使用青蒿素预防疟疾的做法，是产生药物抗药性的一种潜在因素，希望国际社会规范疟疾治疗方法，停止对青蒿素的药物滥用。

　　2009年，她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正式出版。作为科学家，她更愿意用这本260页的学术著作来与外界对话。面对记者，她总是郑重地拿出这本书，认真讲解对青蒿素的发现与作用机制，而对于其他，却言语讷讷。

　　屠呦呦常说：“科研不是为了争名争利。”2009年，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药发展奖，她一个电话打到曹洪欣办公室：“我这么大岁数推荐我干吗，要给年轻人！”去年年底听闻北大想设立“屠呦呦新药创新研究院”，屠呦呦又一再坚持不要用自己的名字，“我已经太张扬了”。

　　从瑞典归来，屠呦呦带回46万美元奖金。2016年，她拿出1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又把100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医科学院成立创新基金。

　　“我不在乎自己得奖与否，在乎的是这些奖项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做好科技创新，加入中医药研发的工作，这便是好的。”屠呦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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